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关于离开时间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对秘书工作参谋作用的研究也应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研究成果之是否具有真理性，也只有以实践为唯一的检验标准。杨尚昆同志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深刻论述了秘书工作的若干最根本的问题，他在为《中国秘书理论与实践》丛书写的《总序》中指出，秘书工作的职责是“当参谋助手”，强调了“我国秘书工作具有自己的基本特性，这就是领导和秘书在政治上的一致性和秘书对领导在工作关系上的从属性”。这是我们研究秘书工作参谋作用的一个指导思想。

　　参谋与领导是对立的统一，参谋是对领导而言的，参谋作用是对领导作用而言的;领导是决策者，作为参谋的秘书人员是辅助者。秘书人员对领导者在工作关系上的从属性是在实践中历史地形成的。我国秘书发展史的研究者们尽管有各种不同的学术观点，但都认为有了领导人、管理者，才有为之服务的秘书人员、参谋人员;而后者在工作关系上从属于前者，为领导服务，以领导为中心，以领导工作为服务范围，以领导工作的实施对象为自己工作的涉及领域。

　　在现代社会里，正如领导科学所分析的，领导的基本职能之一是科学决策，而科学决策的原则之一是集团决策。集团决策一方面是指集体领导原则在决策中的应用，另一方面是指发挥咨询参谋人员的辅助作用。实施科学化的领导，必须建立科学化的组织机构。除领导中心外，必须具有信息情报系统、咨询参谋系统、执行系统和监督系统等。而信息情报系统、咨询参谋系统的工作既是辅助决策的参谋工作，也是秘书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管理科学还要领导者必须具有组织管理的素养，其中强调了多谋兼听的能力，要求他们具有依靠咨询参谋人员、依靠下级、依靠公众，倾听各方面意见的修养。因此，在现代社会里，领导者为实施其领导，都十分重视依靠从属于他们的、为他们的领导活动服务的参谋人员，而参谋人员又总是围绕领导这个中心而展开其辅助活动。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就总体而言，领导者与秘书人员在政治上是一致的，这与一切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是完全不同的。但是，他们要为领导集体、领导人员当好参谋助手作用，则是一致的，他们在工作关系上从属于领导，也是概莫能外的。1990年、199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先后召开过全国党委系统秘书长座谈会。江泽民等领导同志作了重要讲话。他们都强调了秘书工作的参谋助手作用，并断言“党委要实施领导，没有办公厅的服务是不行的”。在1994年的座谈会上，进一步明确了办公厅的基本任务是，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针，当好参谋助手，搞好“三服务”，即为本级党委服务，为各部门和各地区服务，为人民服务。在1999年的座谈会上，中央领导同志又强调了“发挥参谋助手作用要增强主动性。参谋重在谋划，助手侧重帮助，增强工作的创造性，注意做到到位而不越位，帮忙而不添乱，真正成为领导的左右手。”可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领导和秘书在政治上具有一致性，秘书对领导，在工作关系上具有从属性。这是对历史上各类社会里秘书与领导关系的扬弃。因此，我们一定要坚持江泽民同志所说的“各级党委要用好办公厅，办公厅也要积极主动地发挥作用”，“各级党委要关心办公厅，办公厅也要继承和发扬自己的优良传统”。那种认为秘书工作就是埋头具体杂务，并以此为满足的看法，是抱残守缺的陈旧观点，是无所作为的消极思想，必将影响参谋作用的发挥，削弱秘书工作的职能，辜负领导同志的厚望。强调发挥秘书工作的参谋作用，并不等于取消或淡化其从属、辅助的性质，并不等于容许错误地把秘书工作和领导工作等同起来，过分地、不适当地强调秘书工作在决策中和执行中的作用。有些论着要求秘书人员“解放思想”，不要“甘于当配角”，要争取“参加决策”以“改变形象”等等，是有害于工作的，也是行不通的。有的文章则说中国至今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秘书，因为他们在自己的领导不在的时候，不能代领导解决问题，处理事宜。这可能是出于对实际情况的不够了解。其实，各国、各地区的情况不同，秘书的作用等等，本来就不宜用某一种模式来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