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建筑与环境
中国古代两大主流哲学派——儒家和道家都主张“天人合一”的思想。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这种思想促进了建筑与自然的相互协调和融合，从而使中国建筑有一种和环境融为一体的、如同从地中生出一般的气质。历史上，建设者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处理建筑与环境的关系：
（一）善择基址
无论城镇、村落、第宅、祠宁，都通过“卜宅”、“相地”来对地形、地貌、植被、水文、小气候、环境容量等方面进行勘查，究其利弊而后作出抉择。春秋时，吴王阖闾派伍子胥“相土尝水”选择城址（今苏州）及明初朱元璋命刘基为新宫觅址于钟山之阳（今南京）都属这类工作。历代风水师的职业活动主要也是这个内容。
（二）因地制宜
即随地势高下、基址广狭以及河流、山丘、道路的形势，随宜布置建筑与村落城镇。因此，我国山地多错落有致的村落佳作，水乡饶面水临流的民居妙品，而佛道名山则有无数依山就势建筑群的神来之笔。唐代柳宗元在论述景观建筑时提出了“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的主张，就是提倡因地制宜、节省人力、保存自然天趣。而三者之中，“因其地”是关键。
（三）整治环境
即对环境的不足之处作补充与调整，以保障居住者的生活质量。如开池引流、修堤筑堰、植林造桥、兴建楼馆，以满足供水、排水、交通、防卫、消防、祭祀、娱乐等方面的需求。也就是说，人们对环境不是完全被动的因顺，而要作适当加工。
（四）心理补偿
除了上述环境整治外，还采用文学的和风水的手段进行补偿。例如许多村镇城市都有“八景”、“十二景”、“二十景”……，每景都冠有诗情画意的名称，并用各种匾联、题刻和诗文加以颂扬，以增强本乡本土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又如人们受趋吉避凶心理的驱使，听任风水师的摆布，或确定房屋、道路的布置方式，或添置“泰山石敢当”碑和八卦镜之类的镇物，以求化解凶患。这一雅一俗的两种举措，都是为了满足心理平衡的需求。
“风水”是中国特有的一种古代建筑文化现象，从两汉到明清曾长期流行于南北各地。它以阴阳、五行、八卦、“气”等中国古代自然观为理论依据，以罗盘为操作工具，掺以大量禁忌、厌镶、命卦、星象等内容，以之进行建筑选址，并参与建筑布局的工作。它既有符合客观规率的经验性知识，如基址应选“汭”位（即可免受冲蚀的河湾内侧地），应具背山面水向阳、气势环抱、卉物丰富的优势等；也有大量迷信内容，如五花八门的避凶趋吉、化祸为福的“形法”、“理法”处置招式。本来，通过对环境的处理，达到人、建筑、自然三者的和谐统一。是人类自我完善的一种美好追求，并无神秘之处。但是由于我国古代建筑选址工作从一开始就和筮卜结合在一起，其后经过历代风水师的推演，巫术成分越来越多。终于成为一种芜杂的江湖术。当然，风水也确实在历史上造就了许多优秀的建筑。北京十三陵和皖南众多村落是突出范例。因此，可以这样认为：风水在古代特定条件下创造出来的许多实绩今天仍然可以作为历史经验供我们参考。
六、工官制度
工官制度是中国古代中央集权与官本位体制的产物。工官是城市建设和建筑营造的具体掌管者和实施者，对古代建筑的发展有者重要意义。
自周至汉，国家的最高工官称为“司空”。据东汉马融的解释，司空“主司空土以居民”，因此可以认为是主管人居空间而得名的。汉代以后，司空成了一个不做实际工作的高位空衔，代之而起的是“将作”，由他“掌修作宗庙、路寝、官室、陵园土木之工”。秦至西汉，称为“将作少府”，东汉以后改称“将作大匠”，唐宋则称“将作临”。大匠和监的副手称为“少匠”、“少监”。
隋代开始在中央政府设立“工部”，用以掌管全国的土木建筑工程和屯田、水利、山泽、舟车、仪仗、军械等各种工务，其职务范围比将作广泛得多。但遇有皇室工程和京城官府衙署的建造，仍下达于将作监或少府承担。
南宋裁减机构，将作监并入工部。以后明清两朝均不设将作监，而在工部设营缮司，负责朝廷各项工程的营建。清康熙以后，则在内务府另设“内工部”（后改称营造司），承担清代特有的大规模行宫和苑囿的建造。
工官集制订法令法规、规划设计、征集工匠、采办材料、组织施工于一身，实行一揽子领导与管理。在清代以前，其内部还没有设计的专业机构，直到清康熙时，才出现“样房”，实现了建筑设计有专业分工。
历史上曾出现过不少有作为的工官，较为突出的如：
隋？宇文恺一一曾任营宗庙副监、背新都（隋都大兴城，后即庸之长安城）副监、仁寿宫（后即唐之九成宫）监、营东都（洛阳城）副监、将作少匠、将作大匠、工部尚书等职。从他所任职务可看出隋代东西两大都城的规划与营造，宫室、宗庙的兴建，几乎都出自他之手。而大兴城的规划是古代城市建设史上最有代表性的成功范例之一。他还用1／100比例制作“明堂”的图样和木模型送朝廷审议，当时隋炀帝已批准其方案，后因征伐高丽而停建。有趣的是，他设计的“观风行殿”（隋炀帝为了北征时跨耀戎狄，令宇文恺设计了一座可坐千人的大帐，又设计了一座有轮子可推行的“行殿”，殿上可容数百侍卫），结果是“戎狄见之，莫不惊骇，帝弥悦焉”。
宋？李诫——以父荫进入仕途后，长期在将作监任职，由主簿做起，提升至丞（中层官员），再升至少监及监（副首长及首长），毕生16次提升，多是由于工程实绩，所以富有实践经验。他经手的工程有王府、辟雍、尚书省署、太庙、龙德宫、朱雀门、景龙门、开封府署、钦慈太后佛寺、棣华宅、军营等。他的突出贡献在于编修了《营造法式》一书，详细记录了当时的官式建筑做法共3272条，都是可以操作的实际经验总结，并附有大量精致的图样，使后人得以全面了解宋代官式建筑的技术与艺术状况。
明？蒯祥、徐杲等——明初迁都北京，嘉靖大兴土木，由此造就了一批工匠出身的工官，蒯祥和徐杲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二位。蒯祥是苏州吴县人，随其父为木匠，永乐时参与宫殿、长陵的兴建，后又负责宫中前三殿、献陵、裕陵、隆福寺等的工程。因工程实绩而被提升为工部侍郎（三品官）。徐杲也是木匠，嘉靖年问，参加北京前三殿和西苑永寿宫的重建，大显身手，得到明世宗的赏识而直接提升为工部尚书（二品官），是明代匠人中提升官位最高的一员。
中国古代建筑实际上存在两种发展模式：一种是在工官掌管下建造的官式建筑；另一种是各地自主建造的民间建筑。前者的设计、预算、施工都由将作、内府或工部统一掌握，不论建筑物造于何地，都有图纸、法式和条例加以约束，还可派工官和工匠去外地施工，所以建筑式样统一，无地区的差别性。由于人力、财力和技术的集中，这些建筑能反映当时全国的最高技术和艺术水平。后者则由各地工匠参与设计，并承担施工，因地制宜，建筑式样变化多端，地方特色鲜明。两者之间虽然也有某些联系与影响，但基本上是沿着各自的轨迹前进。正由于此，才成就了我国古代建筑多彩的总体面貌。
例：
1.我国木构建筑的结构体系主要有（AC）
A穿斗式；
B三角式；
C抬梁式；
D顶拱式；
E拱券式
2.清式大木作以什么为标准确定各部构件尺寸（B）
A材；
B斗口；
C柱高；
D斗拱尺寸
3.大兴城的设计师是（A）
A宇文恺；
B李诫；
C蒯祥；
D徐杲[本文共有 3 页，当前是第 3 页] <<上一页 下一页>>
